自組織結構對自組織結構的影射如去氧核糖核酸分子對其所宿居生命體之影射，以其非完全全息性影射方有生物歷史性之進化，若完全全息性影射則進化不可能也，以其變異無以發生故。

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经学的时代确确实实已经过去了。

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强调：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不仅如此，甚至那种严格照搬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方法的做法，也都是值得商榷的。说他们无知，是说他们竟然不懂得区分前现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概念。于是又有文学院系、史学院系、哲学院系的机构区分。[13] 且以六经或者五经而论，在现存文献中，真正最为古老、堪为中华文化典籍源头的其实只有三经：《诗经》、《书经》、《易经》（《周易》古经部分）。

当然，这种国学的经典诠释，尽管有时仍然可以采取传统注疏的形式，但其实已不是前现代的经传注疏，而是现代性的、或者应该说是当下性的诠释，作为这种诠释结果的思想观念不是前现代的，而是当代性的，即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思想观念。具体说来，这个学说以《诗》《书》以及《周易》为根本经典，而扩展到六经、儒家十三经、儒、道、释的经典系统。现代西方法律规定的容隐条款与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是一个义务条款，而仅仅是一个权利条款。

现在我们可以对关于隐私权与西方现代容隐制之关系的讨论作个总结了。概言之，当代大陆法系中的亲属容隐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为使犯人免受处罚，犯人的亲属拥有拒绝作证○4和知情不举○5的权利（我们可以将这种权利称为亲属容隐制中消极的或不作为的权利）。（[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页。另一方面，在捉拿、惩办犯法者的过程中，如果法律禁止犯人亲属藏匿犯人或帮助犯人逃跑，甚至强制犯人亲属控告或指证犯人的罪行，则法律必将伤及犯人亲属的人情，这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四、结论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的序言及该书的封底中，邓老师强调，其对儒家伦理的批判，不是笼统地立足于中西文化各种观点和口号的比较，而是立足于两大文化体系的文化模式和逻辑构成的基础之上的。○24在这里，孟德斯鸠的表述再清楚不过：列赛逊突斯的法律准许（permits○25）亲属之间的互相控告，而孟德斯鸠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

○66但另一方面，因为亲属相告的行为本身也是违反人性（或自然）的，所以，法律就不能为了惩罚偷盗和通奸，而准许甚至强制亲属相告。○76[英]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0页。○3在本文看来，从权利的角度理解西方现代法律规范中的容隐制度是对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邓老师本人对隐私和隐私权的理解，是倾向于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的。

）此外可参考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42.3条的相关规定（[美]美国法学会：《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96、198页。○32而在[犯罪]行为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时候，即便其对犯罪事实具有认识，也具有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但也不承担故意责任或过失责任。）、现行《芬兰刑法典》第11条（《芬兰刑法典》，肖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52沉船争板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中的著名案例。

）○24○66○67[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下册）176、（上册）2、（下册）176页。（所以）二，这种强制性规范本身对行之有效具有极高的要求。

○38张明楷在《刑法格言的展开》中讨论期待可能性理论时即指出：所谓期待，是指国家或法秩序对行为人的期待。相反，舜背着他父亲逃跑的行为当然是有理的。

然而，深入考察邓老师的相关阐述，我们将会发现，邓老师对西方现代法律规范中的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的理解，存在诸多可商榷的问题。○63[法]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下册），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27页。○2在更进一步的论述中，邓老师甚至从隐私权的角度对亲属容隐权利的法理根据作了界定：孟德斯鸠所表述的只不过是近代容隐制的法理根据，即剥夺人的隐私权是不人道的、罪恶的。（刘远：《期待可能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1、269—270、275—280、314、380页。而在两次大讨论中主要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或如何评价这一亲亲之情。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

与道德相比，法的这种特殊性质表现为：法律是一套对人的外在行为具有或能够具有行之有效的约束的强制性规范。在我们违背这一义务时，我们就会受到他人基于道德良心的责备。

除了那些被告人的配偶——他们仅仅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被强制为控方作证。所以当代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隐私权和亲属容隐权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分：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其他任何个体、甚至国家和法律本身都不能阻碍主体对该项权利的合法行使。

如果说孟德斯鸠通过勃艮第王贡德鲍的例子，指出亲属间应具有相隐的权利，即亲属相隐是正当的话。○39○5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第228页注释○1。

其中，范忠信先生在《容隐制的本质与利弊：中外共同选择的意义》一文中就明确提到了刑法学者所言[的]‘无期待之可能性○41，并在其所展开的论述中反复强调法不强人所难○42、不应强人所难○43及必不能强人所难○44的基本原则。松冈义正在其经典著作《民事证据论》一书中讨论证人的作证义务问题时指出，所谓证人之义务，是指凡负有证人义务者，须就受诉法院或受命推事受托推事讯问之事项，本其真实而为供述，此即所谓证人之义务也。《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是亲亲互隐论战爆发以来郭老师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批驳性文章，该文开篇即强调指出，我们要从法律和深度伦理学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儒家经典关于亲亲互隐的相关论述，○79这与郭老师在其迄今为止所公开发表的的最后一篇批驳性文章《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中再次呼吁我们从道德义务和法定权利的双重角度来还原儒家亲亲互隐命题所包含的多层次的丰富的内涵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为了强调孟德斯鸠的容隐观所体现的是一种权利观念，邓老师再一次拉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亲属容隐制度来作反衬，并指出，不准许与人通奸的妻子的子女或是她的丈夫的子女控告她的法律，即是把亲亲相隐当作一般人际关系中的一项‘义务，这种代表中国古代法律的情况的做法同样是违反人性的。

○19除了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外，当代西方隐私权理论的另一较为流行的定义是独处权说。○73为了阐述这种类似爱有差等的自然同情心，休谟甚至说：人类的慷慨是很有限的，很少超出他们的朋友和家庭以外，最多也超不出本国以外。

○80由此反观围绕亲亲互隐问题所展开的两次大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刘清平从法定权利的角度批判儒家从道德义务的层面对亲亲互隐所作的相关阐述，从根本上就是一种错位的批判，刘先生在其文章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法律与道德两个层面或范畴之间的真正区别，他望文生义地理解范忠信先生基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对亲属容隐制的立法依据所做的有益探讨，并武断地认为范先生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荒唐理由，○81所以刘先生在其单向度的理论视野中动辄得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这一谬见是丝毫都不值得奇怪的。（[美]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冯建妹编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三年之后，邓老师将其在此次论战中所公开发表的系列文章结集成《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5《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而舜的逃跑，真正目的是为了避开法律对其父亲的追究和审判。○64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邓老师一再错误地认为孟德斯鸠的观点与家庭成员按照法律关系揭发亲属罪行的权利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8英国《1967年刑事法》第5条第1款规定：在一个人实施了可捕罪之后，任何人如果知道或相信该罪行或其他可捕罪行已经发生，并且掌握了有助于对罪犯起诉或定罪的情况，而接受或同意接受因不泄露这些情况而得的报酬，且这种报酬既不是为了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也不是为了得到合理的损害赔偿，那么，他就犯了隐瞒罪……仅仅不向警察告发某项可捕罪而没有接受报酬的，不构成犯罪。其实，康德本人在探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进入专题： 亲亲相隐 容隐制 隐私权 期待可能性 爱有差等 。2008年4月，由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刑法学者专题研讨会暨‘期待可能性高级论坛的召开，则显示了中国学者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期待非常之高。

○74因此，休谟将人性中的这种对他人的同情心称为有限的同情心。在其行文中，邓老师先是全文照引了范忠信先生的如下文字：国家的长远利益是什么？国家的长久利益就在于民众淳厚、社会和谐、百姓亲法，如此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1○2○3○26○27○45○49○50○54○55○56○58○60○61○64○65○83○84○87○88邓晓芒：《儒家伦理新批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4、57、57、57—58、26、26、26、26、27—28、28、10、9—15、97、97、58、307—308、157、157—165、163页。）○14邓老师在其第三轮批判中较为详细地阐释了他所理解的隐私概念：隐私……只是当事人不愿意人家知道的事情（如年龄、收入、日记书信、电话号码之类都属于隐私），好与不好，是否能够公开，都必须事先经过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同意。